文章來源公眾號：生物研發筆記    作者：老周

自2017年守個產品Kymiriah獲批以來，CAR-T療法已經在血液瘤領域取得巨大的成功。目前已有六款CAR-T療法被FDA獲批，包括4款靶向CD19和2款靶向BCMA的CAR-T產品。盡管如此，傳統自體CAR-T療法仍面臨三大核心瓶頸：

生產周期長：體外改造涉及白細胞分離，病毒轉導，體外激活擴增等，整體下來需2-3周，患者可能因疾病進展錯過治療窗口。

生產成本高：CAR-T療法的單價約40-50萬美元（美國）或120萬人民幣（中國），總治療費用更是高達百萬美元，在沒有完善商業醫保的發展中國家，高昂的費用極大限制了該療法的可及性。

安全性風險：CAR-T治療需化療清除淋巴細胞，導致感染風險增加，且神經毒性等副作用顯著（如Carvykti的CRS發生率高達95%），異體CAR-T更是存在GVHD風險，需要復雜的基因編輯等前期工作。

為了克服傳統CAR-T的局限性，以亙喜生物為代表的Fast CAR-T平臺應運而生，該平臺主要有以下幾大優勢：

生產流程革新：將細胞制備周期從數周壓縮至次日（24-48小時），通過優化T細胞激活和轉導步驟，減少體外耗竭。

臨床優勢顯著：核心產品GC012F（BCMA/CD19雙靶點）在治療新診斷多發性骨髓瘤（NDMM）的I期試驗中，實現100%客觀緩解率（ORR）和100% MRD陰性嚴格完荃緩解（sCR），且僅6例輕度CRS（無神經毒性）。

適應癥拓展：帥先探索自免疾病，2023年獲FDA批準開展難治性系統性紅斑狼瘡（rSLE）臨床試驗，利用雙靶點設計深度清除致病性B細胞。

因看重其縮短生產時間、降低成本的潛力，阿斯利康2023年12月以12億美元收購亙喜生物，揭開了Fast CAR-T的熱潮。然而，剛過去僅一年的時間，資本的熱潮又開始追逐起了In Vivo CAR-T(體內CAR-T)技術。

與Fast CAR-T相比，In Vivo CAR-T技術巔覆在于其完荃跳過了體外生產環節，而是通過遞送系統直接在患者體內生成CAR-T細胞，這就把生產成本降低至傳統CAR-T的10%，大幅提升CAR-T療法的可及性。另外，mRNA遞送系統的介導的體內CAR-T只會在宿主細胞內短暫表達，避免了可能的基因毒性及細胞因子毒性，特別適用于自身免疫疾病。

早在2024年，艾伯維（AbbVie）就與Umoja Biopharma達成了合作獲得后者的CD19 靶向體內 CAR-T 候選藥物的讀家選擇權，并可拓展至額外4種CAR-T 療法。2025年1月，安斯泰來（Astellas）與 Kelonia Therapeutics 合作開發現貨型體內 CAR-T 療法；3月阿斯利康（AstraZeneca）收購EsoBiotec獲得其工程納米抗體慢病毒平臺（ENaBL）生成的體內BCMA CAR-T(ESO-T01)；5月原啟生物與 Umoja Biopharma 合作利用其VivoVec平臺開發多適應癥體內 CAR-T；6月艾伯維收購CAR-T之父Carl June參與創辦的 Capstan Therapeutics，獲得其靶向脂質納米顆粒（tLNP）介導的mRNA 遞送以體內生成CD8+ CAR-T 細胞的技術平臺。單是2025年上半年，頭部藥企交易總額就超過了32億美元，一系列大刀闊斧的并購事件直接把In Vivo CAR-T推上了新一輪的資本熱潮。在本輪熱潮中，跨國藥企（MNC）通過收購彌補技術缺口，中小型企業通過合作加速臨床轉化，醫藥圈又迎來一片欣欣向榮的局面。

盡管受到資本的熱烈追捧，但是In Vivo CAR-T仍然面臨著一些急需克服的困難和挑戰。

1.實體瘤的局限

體內CAR-T更多一種生產工藝上的創新，傳統CAR-T在實體瘤中面臨的困境對于體內CAR-T來說一樣不會少。

腫瘤微環境（TME）抑制：

實體瘤的免疫抑制微環境（如高表達TGF-β、PD-L1）可抑制CAR-T細胞浸潤與活性，導致療效不佳。體內生成的CAR-T可能尚未激活即被耗竭。

抗原異質性：

實體瘤抗原表達不均，單一靶向CAR易漏殺低抗原表達的癌細胞。需開發多靶點CAR（如串聯CAR），但體內共遞送多個基因的技術尚未成熟。

歸巢能力不足：

體內生成的CAR-T需從循環系統遷移至腫瘤部位，但缺乏體外療法中預激活的趨化因子受體，導致腫瘤浸潤效率低，未來可能需結合裝甲型CAR（Armored CAR）設計。

2.靶向精度與轉導效率

靶向特異性不足：

病毒載體（如慢病毒LV、腺相關病毒AAV）雖轉染效率高，但天然缺乏T細胞特異性，易感染肝細胞等其他組織，導致脫靶效應和潛在毒性。即使通過工程化改造（如添加T細胞靶向配體或抗體，DARPin, CD3, CD4, CD5, CD7, CD8,），仍難以玩全避免非目標細胞轉導。

非病毒載體轉染效率低：

脂質納米顆粒（LNP）或聚合物納米粒雖安全性更優，但體內轉染T細胞的效率遠低于病毒載體。例如，LNP包裹的mRNA易被溶酶體降解，且從內體逃逸至細胞質的效率不足（<10%），導致CAR表達量低且短暫。雖然可以多次遞送，又容易被自身免疫系統識別，進一步降低轉染效率。

3.安全性與免疫原性

插入突變致癌風險：

病毒載體（尤其慢病毒）可能隨機整合至宿主基因組，干擾抑癌基因或激活原癌基因，導致繼發性惡性腫瘤。FDA已對體外CAR-T療法提出相關警告，而體內療法因無法進行回輸前質檢，風險更高。

免疫反應與毒性：

載體本身（如AAV衣殼蛋白）可能引發機體免疫應答，中和載體并降低療效，重復給藥受限。此外，體內CAR-T可能誘發細胞因子釋放綜合征（CRS）或神經毒性（ICANS），盡管其嚴重程度或低于體外CAR-T，但臨床數據尚不充分。

脫靶毒性：

非T細胞（如造血干細胞）若被轉導表達CAR，可能攻擊正常組織。例如，CD19 CAR若誤靶B細胞前體細胞，將導致B細胞發育障礙。

4.生產工藝與監管挑戰

規模化生產難度：

病毒載體生產復雜、成本高昂（占療法總成本60%以上），且需滿足GMP標準；非病毒載體的靶向修飾工藝（如抗體-LNP偶聯）仍處于早期優化階段。

質量控制缺失：

體內療法無法像體外工藝那樣進行CAR-T細胞的功能驗證（如擴增能力、殺傷活性檢測），需依賴間接生物標志物（如血清細胞因子水平）評估療效，增加臨床不確定性。

監管路徑不明確：

現有監管框架基于體外細胞療法制定，體內療法因涉及基因治療載體，需重新定義安全性評價標準（如長期基因組整合風險）。

5.替代性療法的競爭與挑戰

二代體外CAR-T的改進：

新一代體外療法（如Galapagos的GLPG5101）已實現分散化生產，將“靜脈到靜脈”時間縮短至7天，部分解決了體內療法的核心優勢。Fast CAR-T甚至能將生產時間縮短至1-2天，進一步壓縮生產帶來的成本。

雙抗藥物的崛起：

雙特異性抗體（如CD3/CD20為代表的T細胞銜接器）可模擬CAR-T作用機制，具備“即用性”和更低毒性，尤其在血液瘤領域可能擠壓體內CAR-T的市場空間。

總結：

體內CAR-T療法通過病毒載體與納米載體直接遞送CAR基因，有望撤底變革細胞治療范式，實現 "即用型"（off-the-shelf）、低成本、無需化療預處理的癌癥治療。盡管當下受到資本的熱捧，我們也不能忽視In Vivo CAR-T面臨的局限與挑戰，即如何實現高效、特異的體內基因遞送，同時平衡安全性與持久療效。未來的競爭將聚焦實體瘤突破和自免疾病治愈性方案的臨床落地，實體瘤微環境調控、規模化生產及長期安全性驗證仍是未來5年需攻堅的關鍵方向。目前全球大多數管線仍處于臨床前或發現階段，其最終臨床應用仍需大規模臨床試驗驗證。